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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建国前上海保险业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2011-07-01 09:47:15来源:中保网·中国保险报 作者:林振荣 阅读次数: 添加收藏
摘要: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第二届征求会员大会优胜纪念镀银牌。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会员证之一。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会员证之二。
  保联会报。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创建五十周年纪念章。

        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她九十华诞,近段时期,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以各种的纪念形式,回顾党的奋斗历程,缅怀革命先烈,唱红歌,学先进,展风采,创先争优活动如火如荼,多姿多彩。

  血与火的记忆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为了庆祝建党90周年暨上海解放62周年,从5月中旬开始,举办了“永恒的记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料展”,开幕以来观众云集,好评如潮,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在众多珍贵展品中,有一件胡詠骐(原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使用过的饭盒,颇为引人瞩目。“展品说明”是这样写的:“这是一只湖蓝色四层搪瓷手提饭盒,是红色资本家胡詠骐每天上班的必备之物,里面装着他和职员的午餐。胡詠骐,曾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抗战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族保险业的拓荒者,也是中国保险业上层人士中最早的中共地下党员之一。”

  胡詠骐是一个节俭的人,自己的花销很少,工作餐都是饭盒自带;胡詠骐也是一个慷慨的人,出资给抗日军民购药买粮食买武器,资助进步人士出版抗日书刊……长期的刻苦与劳累,极大的损害了他的身体,1940年11月5日,年仅42的胡詠骐病逝了。去世前,他给家人留下了遗嘱:“余信仰为人在世应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生为中国人应先中国而后世界。余不赞成私有财产制度,家人日常生活应力求简朴,只求合乎卫生,切弗奢侈。每年全数收入除简朴生活所必需之外,应用于为大多人谋福利之事业。”这成为其后人一生的座右铭。

  红色记忆蕴涵着激励人们前行的精神力量,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奋发向上的养料,确实给力。在这特殊的日子里,追忆六七十年前上海保险业界的中共地下党人经历的那段如火如荼的革命生活,同样令人倍感振奋,备受教育。

  上海的保险业承载了年轻的共产党人对革命斗争岁月血与火的记忆。作为旧中国保险业中心,上海滩诞生了全国保险业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地下支部,程恩树、谢寿天、胡詠骐、林震峰、施哲明、程振魁等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时期,在艰难环境中,利用保险这一特殊职业作掩护,团结职员群众,救亡图存,为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他们通过筹建“保联”群众团体,创办进步刊物,兴办共产党人自己的保险公司,发起、推动建立大上海分保集团,团结民族保险业界同行,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妄想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图谋,促进了民族保险业的崛起。保险业党组织也历经抗日救亡的烽火洗礼,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长期斗争中保存了自己,壮大了党的力量,涓涓细流最终汇入人民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们用青春谱写了一曲壮美的理想信仰赞歌,他们的英雄业绩为党旗增光添彩,他们的奋斗史是共产党人改天换地光辉史册中靓丽的一页。

  上海保险业地下党组织

  在抗日烽火里诞生

  早在1936年初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保险业职工程恩树、林震峰、施哲明等就积极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活动。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保险界中上层人士胡詠骐、谢寿天、杨经才,郭雨东等人的宣传动员下,保险业职工300余人组成了“上海市保险界战时服务团”,投入抗战的各项宣传声援活动。在上海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他们积极开展募捐、战地慰劳,救济难胞等活动,成为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领导下的一支比较活跃的队伍,也为以后发展保险业党的力量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11月,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形势发生变化,但抗日救亡运动仍在继续发展。

  1938年春,根据上级党组织“转变活动方式,广泛发动群众以合法的社会团体开展统战工作”的精神,程恩树与胡詠骐、谢寿天、林震峰、郭雨东等作为共同发起和筹备人,开始组建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在筹备期间,上级党组织考虑到保险行业与各行各业的联系比较广泛,通过保险公司的业务活动,可与各行各业中上层人士发生和保持经常联系,有利于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可利用保险公司这一职业,掩护党员和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因此,1938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职员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张人俊(张承宗)通知程恩树(1937年11月入党,原编在洋行华员联谊会支部)和林震峰(1938年5月入党,原属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支部)两位党员秘密碰头,传达上级党组织决定,抽调他俩回保险业创建保险业党支部,由程恩树任支部书记兼组织委员,林震峰任宣传委员。

  中共保险业党支部诞生后,迅速成为党在业内群众中的战斗堡垒,使党在实际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在之后的十余年里,先后担任支部书记的是程恩树、施哲明、林震峰、沈润璋、廖国英、吴越等。他们依托“保联”这个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扎根于保险业群众之中,积蓄力量,做长期战斗的准备。他们结合保险业的特点,在职工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紧紧依靠“保联”活动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广泛联络社会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逐步打开了党建工作局面。

  党支部贯彻“积极慎重”的方针,秘密实施党员发展工作。从抗日救亡活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积极分子中物色建党对象,确定党员分工联系,进行个别考察教育,推荐进步书刊,分析革命形势,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按照党员条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从1938年5月创建到上海解放前夕止,保险业地下党组织先后发展党员60名,其中除6名党员因思想觉悟或家庭关系等原因后来自动脱离党的队伍外,绝大多数党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保证了各项斗争任务的完成。积极的党建工作壮大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力。(见附表)

  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

  统战工作主阵地

  1938年7月1日,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宣告成立,这是地下党领导下的保险职工群众团体。“保联”会员的主体是业内下层职员,但为了全民抗日,为了争取合法的团体地位,在各项活动中又积极做好对中上层爱国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参加“保联”活动中逐步接受党和革命的影响,力求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保联”理事会下设总务部、组织部、会员部、体育部、学术部、福利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等部门。为了将党的策略方针更好地贯穿于群众工作中去,保险业党支部内明确分工,由程恩树负责“保联”总务部、会员部、体育部、福利委员会等部门活动,林震峰则负责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学术部等部门的活动。

  “保联”的创立,一方面使抗日救亡运动扩展到整个保险行业中,由原来300人的队伍迅速扩大到近2000人的社会团体,另一方面使抗日救亡运动、保险业职工的业务技术学习、文娱体育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它成为深受广大职工支持拥戴的群众性组织。

  “保联”是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文体娱乐活动方式打开工作局面的,如足球、乒乓球、游泳、象棋、话剧、平剧、聚餐、旅游等,都开展得轰轰烈烈。下面我们以“保联”话剧组为典型案例,管中窥豹,领略“保联”卓有成效的活动方式。

  “保联”话剧团是以地下党员为骨干组建起来的业余剧团,是对保险业青年职工最具影响力的部门。“保联”成立不久,党员程振魁受命筹建话剧组,开始时只有十余个青年参加,但他们思想倾向进步,抗日要求强烈,活动热情很高。“保联”话剧组以这部分青年为骨干,很快就活动起来了。他们凭着满腔爱国热情,依靠自身力量,积极排练独幕剧、活报剧以及一些中外名剧。在社会上,以“保联剧团”的名义举行义卖公演,参加联欢慰问演出。话剧组的规模由小变大,组员逐步发展到80余人,最兴盛时多达百余人。它的骨干中有党员吴振年(吴镇)、孙文敏、蔡同华、徐天碧、沈润璋、朱元仁、吴越、刘凤珠、陆瑛、王亦洲、徐慧英(徐达)等。话剧团先后单独或联合演出近40次。 

  1939年7月24日至30日,“保联”话剧团参加由上海地下党发动的上海市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演出的剧本是阿英(钱杏村)创作的三幕剧《群莺乱飞》。内容是一个大家庭由于内部的腐朽和矛盾,以致出卖了城东北一块祖传的土地。该剧影射腐败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出卖我国东北三省的现实。演出时为了避免当局的检查,临时将该剧改名为《日出之前》,剧作者姓名也改为“沈宥”。这次联合义卖公演轰动了全上海,仅“保联”售票所得就有1400多元,除费用开支外,全数由公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胡詠骐通过中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刘少文同志转交给新四军。1939年秋,话剧组还到胶州路“集中营”,向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抗日的“八百勇士”作慰问演出。

  正是通过演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内容的进步话剧,激励“孤岛”人民在艰难的环境里保持民族气节。通过举办政治经济时事形势的宣传教育,图书馆介绍进步小说,灌输进步思想,激发爱国热情,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美好的前途,团结教育了保险业广大职工群众,逐步培养了许多积极分子。同时,通过举办保险讲座和学术研究班的形式,培训了一批保险业务技术人员,不但满足了广大青年职工关心时事接受进步思想教育的愿望,而且还培训提高了保险技术,适应了保险公司大量发展业务的需要。通过这些活动,广泛而又密切地联系保险业职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保联”日益发展壮大,后来有的转入大后方,有的进入解放区,奔赴抗日前线,在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成立大安产物保险公司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原来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英美法商保险公司被迫停业,日商保险公司一时难于取代其地位,出现保险市场空白。时任中国天一保险公司襄理的中共地下党员谢寿天认为这是发展民族保险事业的大好时机,便向上海地下党职委会书记陆志仁提出创办保险公司的建议,党组织考虑到利用保险公司业务与各行业联系比较广泛,有利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同意了谢寿天的建议,并支持他出面筹建。谢寿天多方联系,邀集陈巳生、郭雨东、董国清、关可贵、龚渭源等7人为发起人,分头负责从社会上筹集股金。

  1941年11月28日举行创立会,借广东路51号大莱大楼二楼办公,注册资本法币50万元,实收半数25万元,按法定手续,申请登记批准,1942年5月11日开业。推举孙瑞璜(新华银行副总经理)为董事长,郭雨东任经理,董国清、李晴斋为副理,谢寿天为常务董事兼总稽核。陆续在敌占区的天津、南京、广州、青岛、烟台和北平设分公司,武汉、无锡、苏州设代理处,经营各种财产损失保险业务。

  大安保险公司虽是一家职工不满30人的小公司,但它的高中级职员中,有中共地下党员8人:常务董事谢寿天、陈巳生,经理郭雨东,襄理蒋学杰、会计主任赵帛、蔡同华,庶务主任吴福荣,连天津分公司经理孙文敏、广州分公司经理石志昂都是地下党员,他们虽没有编在同一个支部,也没有横向联系,互不知情,但在执行党的决议时却是步调一致的。他们以保险公司职业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谢寿天、陈巳生还经常以大安保险公司职员的合法身份参加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组织的座谈会、聚餐会,开展统战工作,联系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

  

  【主要参考资料】:

  《保联》杂志(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出版委员会1938-1941)

  《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简史》(1954年12月)

  《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1938-1949)》(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编写/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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